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六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