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