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