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敌。
“东江好”、“毛团”“讨伐”游击队失利，“东江好”被日军缴械，“毛团”见势不好，哗变反正，杨靖宇曾写信给予鼓励、支持。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可现在不成问题了，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红军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讨伐”中打出了威风，这是山林队都服气的。而且这时日伪军又开始“讨伐”，大敌当前，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杨靖宇在山林队中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南满游击队、“毛团”、“赵团”、“马团”、“韩团”、“许团”、“殿臣”、“常占”、“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毛团”首领毛作彬为总司令，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
这是“1·26”指示信后，东北红军与非党反日武装最初的联合，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领导权。
第5章 “上层勾结”
统战专家李延禄
比之杨靖宇和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走的就是另一种抗战路子了。
后来的抗联4军军长李延禄，1885年出生，1。70米的个头，方脸盘，鼻子下一抹胡子弯到嘴角，不胖不瘦，不白不黑，性情温和、稳重。平时举止言谈总是不紧不慢的样子，却是心中有数，果断，有威严，颇受部下拥戴。见哪个士兵帽子戴歪了，他就说：俺说这个弟兄，你把帽子正道正道好不好？求求你了。那士兵脸就红了，别人也赶紧去摸头上的帽子。
他祖籍山东，祖父辈逃荒闯关东，先在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后迁延吉定居。十二岁到织布厂当学徒，因参加反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被开除，到延吉骑兵营当兵，升至营司务长。他同情朝鲜流亡者的革命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被部队处罚，又到盐务缉私连任连长，1931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2年1月，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被任命为救国军总部参谋长。
“老三营”营长与救国军总司令，骑兵营司务长、缉私连长与救国军参谋长，这么看着职务安排应该说差不多。可许多职务、名望比李延禄高的各党派人士，投奔王德林后，那职务都比参谋长低得多。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从当年的资料，到今天的有关作品，笔者没看到比这再多的说明，最多的就是两个字“私交”。而无论如何，这对共产党，对东北抗战，都是绝对有利的好事。
寒冬腊月，救国军总部驻地延吉县小城子，被戴着上白下红黑字“救国军”袖标的官兵充塞了、膨大了。让这些军人瞪大了眼睛的，是络绎不绝的挺阔气的带篷的马车、马爬犁，偶尔还有辆比我的祖辈见到的汽车更稀罕的小轿车，在街里那条狭窄的人踩马踏的冰样的雪道上，像只黑甲虫似的颠动着。穿着黄呢质料、胸前有两排亮晶晶铜扣子的军大衣的东北军军官，军衔至少是个少校；西装革履的，戴着水獭帽，穿着貂绒大衣的，则是延吉和邻县的头面人物、乡绅代表。有的来投军打日本，有的想听听风声，有的是说客。对于这支较少党派色彩，在一年后的“1·26”指示信中也评价较好的队伍，一些人就想将其拉到麾下。像以盖文华为首的3个国民党爱国青年，据说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1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而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派来的代表，则是拿着实实惠惠的1万元钱作应急军饷，要将救国军收编为一个团。
义勇军溃败后，一些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拉队伍上山，当然是要报个字号的。这是黑土地别样的文化积淀之一。不能说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王德林，这时仍有一种“山大王”情结。可这时救国军正滚雪球般发展壮大，他正想独树一帜，岂能甘居人下？只是李杜的自卫军兵强马壮，占据着北满、吉东大片地区，又得罪不得。而且，队伍初建，也真缺钱。
钱留下，用这笔钱再拉起来一个团，打着自卫军旗号，这不就“结了”（行了）吗？
参谋长李延禄就这么参谋了一句，就把王德林从两难中解脱出来，这位总司令当即就道：庆宾（李延禄的字），这个团长就你兼了。
汤原、珠河、磐石等游击队，跌倒爬起，流血牺牲，千难万难拉起队伍。李延禄来到这时已有几千号人马的救国军，出手就是个参谋长，现在又兼上了打着自卫军旗号的补充团团长。参谋长固然了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