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二十三岁的安徽青年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被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