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卡子”（有埋伏），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
子弹有的是。不知对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这种交道，刘连长就硬撑着道。
栗连长道：天黑后，你们从俺们这边撤出去。你们说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道：你们让出个山头，俺们把子弹搁那儿，你们去拿。你们把些破烂枪支，还有不行事儿的马和没什么用的东西扔一些，俺们就能交差了。
正谈着，山下驰来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栗连长呸了一口，说：你们看着，俺一会儿就把这些鳖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却是符合“北方会议”后的阶级路线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说：
走狗军中有许多抱着反日救国的兵士，有许多是强迫征调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与投降的山林队义勇军改编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是忠实于日贼的总是极少数。下级军官情形虽然不同，同样有反日救国思想与期待，他始终抱着一种错误观念：国民党的口头语——大战起来才行，大战起来再干，现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后路时再干。
伪军的主体是张学良的原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还参加过抗战。张学良不抵抗，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了，没指望了，伪军的心态和许多山林队差不多。到哪儿“讨伐”，吃饭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喷喷的大米饭，他们是红了吧唧的、有钱大户通常都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心头都有这话，有时也敢说出来。老百姓和抗联叫他们“满洲兵”是好听的，更多的是“亡国奴”、“投降军”、“汉奸队”、“走狗军”、“满狗”、“满奴”，有的干脆就一个字“狗”，见到伪军就说“狗来了”。对伪警察，则一律称“警察狗子”。一些伪军则自称为“降队”。在打祸害百姓的胡子时，或许能少点儿愧疚，可在抗联这样的队伍面前，他们在道义上是抬不起头的。如果这其中还包括像栗连长这样的中国人，战场上的情形就可能为之改观。
有哗变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打不过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对是白送死，而且他们也吃不了抗日军那份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尊敬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挺顺耳，觉得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