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们去地下党黄吟秋家里刻蜡板、印传单，日军进城了。步兵、骑兵，血红的膏药旗，闪亮的刺刀，看得见侵略者狞笑的牙齿，军靴、马蹄踏着路上的积雪，践踏着他们的心。金伯阳喷火冒烟的眼里，盈满泪水。
在每年有半年时光飘雪的哈尔滨，负责职工运动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通常是一件蓝布袍，一顶灰毡帽，一副工人打扮。魁梧身躯，宽大肩膀，剑状眉毛，敏锐目光，他虽然拥有白皙肤色，特别是文雅谈吐，却总能避开宪兵、暗探的追捕。一天大雨，他被特务盯住，带到个点心铺搜身。文件就在身上，脱下水泡的布鞋，在脱袜子时就劲一拽，弄得特务一脸泥水，趁这小子擦呀抹的工夫，把文件藏好了。一次被追捕，眼看难脱身了，闪身进了一家舞厅。天生的英俊青年，那天正穿套西服，立即有人迎上来邀请。一曲终了，几个特务还在四处傻乎乎地张望，金伯阳在衣帽间换套衣服，大模大样地从大门出去了。
1933年夏，金伯阳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同年秋，1军独立师南下东边道，11月15日途经金川县碱水顶子附近时，后卫部队被邵本良的“大尾巴队”袭击，金伯阳的鲜血染红了纷纷扬扬的第一场冬雪。
东北抗战十四年，金伯阳是党内职务最高的烈士。
一切似乎都平淡无奇，连使他轰然倒地的那颗罪恶的子弹，好像也带着一种偶然性，令人扼腕不已。
拥吻着他无限热爱的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永远二十六岁的生命，与此前此后那些同样鲜活的生命，相拥着化作关东的山魂水魄。
两个月连失两任师长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又名李宏海、李义山，中等个头，清瘦面庞，目光锐利。他汉话讲得不算太好，汉字却写得漂亮，一口流利的日语。
1910年，李红光生于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山洞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随父母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留沙嘴子屯，在山冈上盖两间茅屋安家。在磐石地区那样火热的斗争环境中，热血少年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先是参加农民协会，之后入党，成为双阳、伊通特支组织委员，磐石中心县委委员，磐石党领导的最早的抗日武装“打狗队”（又称“除奸队”、“特务队”）队长。
“打狗队”，顾名思义，就是对付走狗的。一些“保民会”头子、骨干，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猖狂得很，甚至谁家来个客人，多把菜刀，也向日本人报告。开头，“打狗队”7个人，只有1支“铁公鸡”（一种老式单发手枪），就人手一把磨得雪亮的斧子，晚上摸黑“掏狗窝”。轻者警告一番，罪大恶极和屡教不改的抓回来，公审后处死。老百姓拍手称快，走狗闻风丧胆，“打狗队”威名远扬。
1932年春，“打狗队”缴了呼兰镇二道岗子大排队20多支长短枪，磐石工农义勇队正式成立，李红光任队长，省委派来的杨君武为政委。
有人也很聪明，还读过军校，理论一套一套的，到战场上就找不到北了。李红光除聪明外，别的正好相反。他平时话语不多，脑子里总是思考问题。特别是担任独立师参谋长后，每到一地，看地形，向群众和山林队了解敌情，还要派出侦察员。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走过一遍，再不会忘记。一次战斗，战前战后，地形、敌情我情和兵力部署，很快就能勾画出一幅示意图——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可游击队刚成立时，一群庄稼人，几个书生，谁打过仗呀？李红光想起胡子的办法，做个木架吊根棍儿，在地上扶乩。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搞这玩意儿呀，李红光一想也是，脸就红了。省委曾发过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磐石游击队没见到，从一个私塾先生那儿弄本《孙子兵法》，孟杰民念，大家听。正学着，一中队日军和两连伪军来“讨伐”，李红光和大家一商量，就照兵法上说的“强而避之”、“佚而劳之”。敌人白天钻山沟，晚上一住下，游击队就去打枪。这样折腾了两天，把敌人引进黑石镇东北的一条山沟里。枪声一响，游击队向两头的伪军喊话，集中火力打中间的鬼子，鬼子死伤几个，爬上山顶后，游击队早没影了。
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后，下设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教导队第一仗，李红光化装成日本军官，率一队“守备队”，光天化日下进入通化县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