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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炫）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