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喇叭口最大，威力也最大。不过，它毕竟是介于土枪土炮间的一种老式武器，不能连续发射，轰一家伙就得重新装填弹药，麻烦，耽误时间。可使用它们的都是熟练的快手，“弹药手”更是严阵以待，一家伙轰倒一面子，其他武器或者顶住敌人，或者敌人再推进10米、8米的，就又开始发威了。兵强马壮的3军，之所以舍不得淘汰这种又称“二人抬”的笨家伙，就因为在这种火候上特别管用。
鬼子来了援军，是伪军，大家还是瞄准鬼子射击。有个军官在后面挥舞指挥刀，赵尚志指给少年连机枪手张祥：看到了吧？把这小子干掉！张祥是个神枪手，一个点射，鬼子军官应声栽倒了。
敌人没了指挥，有些乱，赵尚志立即命令两侧部队出击，接着正面也向敌人冲压下去。伪军先跑，阵势顿时大乱，鬼子也掉头逃窜。
夏初，西征部队进至木兰县境。这里是巴彦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只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赵尚志以蒙古山为基地，西进东出，攻袭“集团部落”，缴伪警察、大排队、保甲武装，与日伪军交战，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将巴彦、木兰、通河一带开辟为新的游击区。同时收编当地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两个团迅速扩编为两个师。
赵尚志在巴木通地区大展拳脚，日寇从哈尔滨、佳木斯调集重兵，准备围歼西征部队。赵尚志遂改变西进庆城、海伦计划，向东游击，将西征主力带回汤原根据地。
1936年落叶时节，伪满洲国军政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动用伪三江省的全部日伪军，首先将游击区包围，然后攻击、搜索、推进。同时下大力气“治本”，进行经济封锁、“匪民分离”，大搞“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妄图将抗日部队困死在深山老林中。前面说过的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汤原帽儿山密营召开的汤珠联席会议，和接下来的北满临时省委的两次常委会议指出，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既不固守旧区，又不能完全失去旧区，迅速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战斗，西征开辟新区，粉碎敌人妄图将3军、6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计划。
赵尚志则以抗联3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秋冬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
赵尚志认为，对付“讨伐”，特别是这种大规模“讨伐”，防守是死道，学“黑瞎子蹲仓”也是一样，因为你能去的地方，敌人也能去。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突出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这不是右倾逃跑，而是主动出击。东北之大，各地抗日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热火朝天，有的地区悄无声息，这也就决定了敌人“治标”、“治本”的轻重缓急。日寇再强大，它兵力有限，必有薄弱地区，甚至鞭长莫及处。抗联和一切抗日部队，应该向那里突击，把那里变成火山口，使侵略者的“王道乐土”到处喷火冒烟。
赵尚志反对“黑瞎子蹲仓”，也不赞同“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离不开自己的窝”。偏居一隅，小农经济似的小范围打圈子，小打小闹，没大出息，也没出路。因为东北没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一旦敌人决心对你动手了，怎么办？“狡兔三窟”，可这三窟近了，都在敌人眼皮底下，那还是一窟。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很难游击，东躲西藏，迟早是死道。游击队必须竭力避免被动，防守永远是被动的，进攻才有主动权。游击战的绝妙，就在于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而你却能看到敌人，随时出击。
从3军的连续西征，到其他军的陆续西征，在当年的史料中都见不到“大游击”三个字，实际上“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直推崇、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就是一种大游击战略。这种大游击战略的特点，是先发制敌的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是建立在对东北抗战情势的具体、透彻的分析、理解的基础上的。
1935年12月4日，《中共吉东特委给第四、五军党委的信——关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写道：“三军能灵活的到处游击，不死守一城，这是很好，而极正确的。”
只是在眼下这种极易使某些山林队想到“蹲仓”、“插枪”、“投降”、“假投降”的季节，实施这种大规模的远征，尤其需要一种毅然决然的坚定果敢精神。
历时近半年，行程数千里，大小数十仗的这次西征，是成功的，也是悲壮的。
首次西征，春寒料峭，随着季节交替却是越走越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