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17章 吉东鏖兵
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