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他仿佛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关切地道：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围山势地貌特征，对老交通员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块碑。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20章 白山血
联合
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