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听着那个费劲呀，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来“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贿。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当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家礼”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山里山外，就成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老百姓叫“水洼子”，进出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走偏了，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几下，一个个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军。四方林子一带10多个反日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呀？正巧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上队让敌人知道了，家里就遭殃了。就约定个日子，7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10个人，有个人父母死活不让走，“抓”走9个，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最初叫“特务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个人和1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1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器重，旅长孙宝鼎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见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抓住这个契机，饶河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1旅特务营。
救国军鱼目混珠，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捕杀党员和反日会员。而绕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苏联，投降派准备将特务营缴械，作投敌的见面礼。王卿赶紧通知特务营转移，使这支队伍再次脱离险境。
之后，改称“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大队”的游击队，避敌锋芒，利用人熟地利，伏击日伪军，攻袭民团、警察署。6月3日，大队长张文偕和参谋长崔石泉率队分头攻打暴马顶子、大别拉坑，将其占领。暴马顶子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游击队即在此建立根据地，在虎饶地区一枝独秀。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编入4军，为4团，半年后改编为2师。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局负责人指示，2师脱离4军，编为7军。全军700余人，其中基干队400多人。
饶河游击队成立后，不但不抢不夺，还帮老百姓挑水、推碾拉磨、铲地拔草。老百姓送来只猪，一定得收钱，不收钱就要给赶回去。1936年春北进同江、富锦开辟新区，所到之处，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文明守纪的“大姑娘队”骁勇善战，比较典型的是新兴洞战斗。
1935年9月，已编为4军4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