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上面有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没踏碎就战战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个狗吃屎。树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滚滑下去了，被树拦挡住了，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然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老巢也成了游击队、7军的根据地。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收罗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敌，陈荣久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年底2师师长李学福担任军长。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苏联治疗，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话，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余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