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4军2师改编的7军，与4军的差异就更大了，却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4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7军。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7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7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4军整顿相当成功，7军则不然。因为4军的问题比较单纯，偏居饶河一隅的7军这个“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模样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
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执行，他不干，被批评，流着眼泪执行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7军经济部长、2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罪名是“民生团”。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7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等。
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7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指使人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用放大镜看完我的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老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
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的也小，爷俩似的。
第一次跟敌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我不知道，北满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们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撞针坏了，背着，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当”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的枪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