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晚上就那么“咔咔咔”地响着。
第一台机器，是1934年秋从大地主老夏家缴获的，同时还缴获一批白布，游击队给送进山里，建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和李在德、刘思淑、许贞淑，都不会用机器，县委找来个裁缝张师傅，李在德最先学会了。游击队不断发展，被服厂也不断扩大，李敏、李桂兰等人也来了。
买的缴获的许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黄波罗树皮放大锅里熬开半个小时后，把树皮捞干净，布料放进去浸一阵子，捞出来晾干就成了淡黄色。柞树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纸的颜色差不多。军装样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苏联红军的尖顶帽，中间有个红布剪的五角星。各军服装的颜色，式样不一致。国共合作后，吉东有的部队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个军也难得统一，比如6军这批买的缴获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后，密营陆续被敌人破坏了，各军又都像当初的游击队似的，什么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换季时，机器活，手工活，手脚不闲。晚上舍不得点油灯，就点松明子，一个个那脸都熏得灶王爷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说，困哪，不知不觉就把手指头送到针脚下，被机针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时都顾不上包扎，赶紧看看是不是把机器弄坏了。就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跷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颏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