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运连连的第一个环子，好像是杨光华上海中央局的来历。此后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列举许多）难以具细，突然间与吉东特委被破坏这个环子衔接起来，就阴差阳错一步步都赶到点儿上了。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性，又派人去哈尔滨满洲省委，见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小骆说可能吉东有奸细，要中心县委和3军注意审查。
这么一来，赵尚志等就更加一头雾水，满脑子“？”、“！”了。
前面说了，南满北满都曾有奸细混入队伍内部，杨靖宇、赵尚志都曾险遭杀害。东满反“民生团”的悲剧，神经过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鬼子在这方面从来都没闲着。或派人潜入党和抗联内部，或利用各种关系、手段策动反叛，日本的谍报机关是颇有一套的。东北党的弱小，特别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则使敌人有机可乘，也给当时和今天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而这一刻萦绕在赵尚志等人的脑海中的，则是省委有内奸，为什么不按照组织程序快刀斩乱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说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领导去苏联快一年了，也没觉出什么异样，吉东却是真的出了问题。怎么还冒出个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说组织原则上站不住脚，倘是内奸从中作祟，操控、垄断一切，那不是太危险了吗？吉特发来、转来的信件，手续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军4师从密山县委接得的。
还有，韩光去吉东，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来的，也巧了，正赶上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两位团委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可珠河这边不知道呀。这人怎么来封信就没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呀？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是误会、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补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总策略和具体方针。
“王康信”是在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游击运动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把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甚至把搞上层统一战线看成“上层勾结”，要以我们的队伍为中心，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