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海У热说牡承裕�热袈�奘∥�乖冢�龀鼍龆ㄋ稻浠埃��悄懿惶�穑看蟮械鼻埃�岷姆涯敲创蟮木�Γ�煌昝涣说卣�奂改曷穑�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