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