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