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唯一没被赶去“照相”的一家人，是小商人马长顺。他的孩子跑回家，说日本子在街上杀人了。他即领着全家5口人，用棉被包身，跳进房后的大粪池子，躲过了这场大屠杀。
后来被称做屠场的那个地方，在平顶山的南端，一片沟形的有小坡度的平地，是种植牧草的草地。西面是近3丈高的断崖，背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被与山野一样颜色的鬼子把住了。明晃晃的刺刀，把人群向中间挤压。人们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基本都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前面鬼子的脚下，用红布盖着6个带腿的东西，人们都以为那是照相机。
这时是下午1点多钟，村子里一片火海。据幸存者夏廷泽等人回忆，当时觉得是不是日本人想要这块地方干什么用，给我们照个相，弄到别的什么地方就行了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房子烧了就是坏到家了，根本没想到日本人会下那样的毒手。日本人再坏，他不也是人吗？
“腰包”、“腰包”，一个日军军官用朝鲜话喊着，要朝鲜（族）人出来，就有20多个朝鲜（族）人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人们觉出不对劲了，骚动起来，“照相机”上的红布就掀掉了，6挺机枪的火力刮风样扫向人群。
大屠杀持续了3个多小时。
如今城里人对枪械的了解，显然要强于乡下人，那时正好相反。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的平顶山人，大都是从山东、河北闯关东的移民，是千金寨的乌金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青壮年男人大都是被称为“煤黑子”的矿工。胡子很少光顾这种地界，村子里也没什么有钱大户可抢，他们也不需要枪来保护自己那点儿家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照过相，没见过照相机，对机枪的了解甚至不如照相机。他们知道“戴铁帽子”的日本人，手里拿着的上刺刀的长家伙和那不能上刺刀的短家伙，是枪，却几乎不晓得这带俩腿的东西是更厉害的杀人武器。而在那顷刻间就充塞了天地间的枪声和急雨般迎面泼泻来的弹雨中，他们连个最基本的趴下的动作都不懂，只是本能地抱住脑袋往那儿一蹲。实际上在那人挤人的空间里，也很难趴下。许多人是头部中弹，脑浆、鲜血互相迸溅着，漫天飞舞着，很快身上和身下的枯草就黏糊糊的了。
就有了句歇后语：“日本子照相——用机关枪。”
杨占有老人一家老少24口，除他四哥杨占清那天上午去栗家沟没回来外，全都在这血肉横飞的屠场上。
杨占有身旁倒下的第一个人，是个一口山东腔的老太太，一双手朝空中挓挲着，倚倒在旁边人身上。接着中弹的是他的妻子，他把她抱在怀里蹲下，妻子让他快跑。往哪儿跑呀，再说一大家人都在这儿，怎么跑啊？突然觉得左臂一凉，他不明白那是受伤了，只觉得那只胳膊不好使了。这时妻子又中弹了，大睁双眼没气了。他没看见妻子伤在哪儿，紧挨着他的弟媳不知何时受的伤，胸前好像咕嘟咕嘟在冒血。那以后的梦境，满世界就是一种血糊糊的颜色，到处都在咕嘟咕嘟冒血。弟媳跪着，叫着六哥，挣扎着好像要站起来，一头栽倒在他身上，把他压倒了。妻子压着他的腿和腰，弟媳压着他的胸和头，陆续又有几个人倒在上面，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儿。他本能地一拱，太沉，一只手也使不上劲，没拱动——他要拱起来，也就没命了。
当时不知道这场屠杀进行了多长时间。时间好像被枪声和血腥凝固了，又遥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就这么一会儿，这一家又一家的一个村子就没了？真应了一句话：“打死也没人信！”
后来回忆，从枪声骤起，到这群衣冠禽兽乘车离去，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距“九一八”事变毕竟还不到一年，这些叫日本人的两脚禽兽干这项工作，好像还有点儿缺乏经验，羔羊般被屠宰的平顶山人就更不用说了。压在死人堆里受伤或没受伤的人，看到日本人走了，或是听到马达声远了，就拱出来想跑，或是在死人堆里扒拉，寻找亲人。据说，最后一辆汽车刚开出不远，自然会看见了。这还了得，掉转车头，又开始第二轮屠杀。
从北到南，队伍排开，这回“照相”用的是刺刀。这是个细活，所以耗时也长，用去两个多小时。不管死活，每人一刀，没有反应，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还活动、叫唤，或者破口大骂，就一刀接一刀地努力工作到底。
杨占有也被刺了几刀。一是上面人摞人，挺碍事，没刺中要害；二是他一声未吭，一下未动，假装死人，又躲过一劫。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孩子们有大人护着，第一轮屠杀后生存者较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