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