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都名列各国前茅。”他们有礼貌，守信用，爱清洁，讲公德，犯罪率极低。据说，日本女人不怕走夜路。
如果说当年的两脚兽是少数，为什么东北各县几乎都少不了“万人坑”和惨案？——这话我已经说过几遍了？
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日本军官兵乃是天皇的军队，其使命是通过拨乱反正，张扬大义于全世界。”而共有5条的《军人敕语》的第2条，是军人应彬彬有礼。
军人非军人，在岛国日本可能是彬彬有礼的，搞“试胆训练”也没有对象，到中国就有了，就成了鬼子、两脚禽兽。用我很钦佩的那位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的话讲，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男人，在战场上却敢奸污其他国家的妇女。然而，回国以后，他们依然还是那么老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依然那么彬彬有礼。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可是把日本子当人的。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经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说：“东北党今后应努力进行对日本移民及兵士作应有的宣传，特别指明以下几点：A。不虐待俘虏并经过宣传教育将其释放。B。赞助日本兵士及日本移民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行动。C。不无辜的杀害日本移民。D。公开的赞助中国解放运动的日本移民，在中国领土完整东北失地恢复以后，允许有侨居平等自由权利。”
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关于日本劳动大众，我们也采取联合政策。比方平原游击时，在骆驼山捉日本修桥工人一名，给他传单向他宣传后就释放了。在二十六号释放采木日本工八十余名。”
这类报告，各地都有。
我们对于战犯和战后日本的政策，更是天下无双。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管教干部在内的中国人“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粮食）、吃树皮（笔者一家及邻居都吃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依然享受“特供”。“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5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许同居。”“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体弱、患病及上了年纪的，应该优待，特殊照顾。而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也用得着“特供”吗？并不是因为当年只有他们才能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今天就不许他们吃细粮，而是实事求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浮肿，多少上了年纪的人饿死，给他们个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或者稍高些，是不是就挺人道了？他们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而是闯进来烧杀奸掠的强盗、刽子手！
起码，那些写到没写到的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洗大沟”、桓仁“填大江”的屠夫，无论属哪级战犯，都死有余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就是蒋介石著名的“以德报怨”的胜利演说——这话当然没错，可这就妥了、完了？
据说，我们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
1874年，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台湾，我们还得赔偿它50万两白银。此后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和相当于银子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怎样肥了日本，这里不一一列数，仅甲午战争赔偿的2。3亿两，就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国库总收入。
斯大林说：德国必须向苏联赔偿100亿美元。
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实事求是，该赔多少，就是多少。
既不从重从快，也不从轻从慢，死罪活罪无罪，就按法律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