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