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有人说是张传福让他俩干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没口供了，俺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话。当时说要把俺们都杀了，把“胡子窝”二道沟的人都灭了。说是报到牡丹江宪兵队，一个大官没同意，让把张传福和俺们都放了。这个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俺们了解抗联线索打抗联。这时二道沟已经设了警察所，几个“白帽子”，还有个“黑帽子”。可张传福领着乡亲们，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样给抗联通风报信送粮食。
老人说，都说“鬼子”、“鬼子”，要俺说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会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干事。没有那么多汉奸、叛徒，日本子能那么快就占了东三省，占了十四年吗？没中国人替他“拉道”（当向导），他敢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去就得麻达山。可他在俺二道沟就没辙！他人生地不熟，那几个中国警察看俺们抱团，也不敢真心帮他。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大中华”与“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