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绿的东西。上军事课讲过敌人施放毒气，有人就喊飞机放毒气了，下来的却是传单，都是劝降的。说什么我们已经布下铜墙铁壁阵，你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归顺是唯一的活路。还说匪首杨靖宇若能归顺，东边道归你管辖。杨靖宇说东边道归了俺，小日本子可就得土豆子搬家——滚子了。大家就乐，说早晚让它滚子。
17日夜在岔沟宿营。第二天清晨，哨兵发现沟口有电筒光晃动，敌人追上来了，战斗随即打响。天亮后，只见四方顶子向东的山梁上，白花花有几十顶帐篷，敌人早就在那等上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激战竟日，未能突围。
富森、中川、李佑、牛天等部日伪军1500多人，已将1路军400多人包围。一路追截，没讨到便宜，这回终于抓住机会。天上飞机侦察，地面收拢包围圈，并从周围地区增调部队，恨不能一口将这个对手吞掉。
程斌和他的降队也出现了，喊话，劝降。北进路上，从敌人战术的变化中，也不难感受到这个叛徒的影子。这一刻，这个日寇的孝子尖声尖气的劝降声格外刺耳，令人眼红，阵地上密集的子弹遂循声射击。少年铁血队的小战士爬上砬子，高呼“打死叛徒”、“给日本子当狗没有好下场”。
入夜，周围山沟、沟口和四方顶子上，一堆堆篝火预示着明天将更加凶险。
连以上干部会上，杨靖宇综合大家意见，认为东南方向火堆少，正南一点儿动静没有，这是敌人的疑兵计。敌人肯定想到我们今晚会突围，根据白天战斗情况，那里应该布有重兵。西北方向山势陡峭，火堆最多，且不断打枪，那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就从那里突围。决定从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司令部紧随突击队，1团、3团随后掩护。
杨靖宇说：鱼死网破，就在今夜。下半夜行动，两个字，一个“猛”，一个“快”。突击队要猛打猛冲，撕开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大部队要快，要跟着突击队一刻不停地往外冲，要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会后马上轻装。
时任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包围一天，又乍呼半宿，以为没有事了，都躺下睡大觉了。我们突击队摸到敌人跟前，黄政委一摆手，大家散开，手端着刺刀向睡觉的敌人猛扑过去，几分钟之内就捅死了几十个敌人。其余的敌人一边开枪，一边逃跑。我们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追击。敌人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搞乱了营，各自逃命，在阵地上乱窜起来。前头两个排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攻击，扩大突破口。
机关枪连和少年铁血队突击队立即向外突围。大部队也有顺序地冲出包围圈，我们一口气冲出20多里。
程斌叛变，1路军主力北进，堪称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官兵奋勇，指挥得当，北进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1方面军兵力250人，只及警卫旅的一半。这个数字，与两次西征后的1军大体相当，只是处境的艰险并非兵力数量所能体现。“集团部落”的普遍建立，已经预示了抗联的命运。程斌叛变也不仅是1师的瓦解和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的破坏、游击区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有形无形的更大的难以挽救的危机。
已经毋庸置疑的历史是，单凭抗联独立支撑东北抗战，原本就是场无望取胜的战争。
如果说王传圣、赵明山、丛茂山等人，只能从切身经历的非人的衣食住行中理解这一点，而且这一切还需要一些时日的话，那么，像杨靖宇、魏拯民对此是否早已明了了？
无论如何，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什么叫东北抗联，理解杨靖宇、魏拯民这样的大英雄。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1939年10月，日伪当局调集6万余兵力，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省境内，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矛头直指抗联1路军。
早在1908年，满铁地质调查部即对通化大栗子沟一带进行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派出所谓“国防资源调查团”，在东边道各地勘测矿业资源，特别是战争急需的钢铁、煤炭和稀有金属。之后仍是不断调查，结果是一致惊呼：“东边道——满洲的金库！”
1939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占其进口总量的40％左右。大量战略物资没了来源，加上当年日本干旱，电力不足，军工生产仅完成预定计划的80％，东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