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滚得像球似的，被什么挡住了，爬起来再跑。跑不动了，趴那儿喘一阵子，寻思这下子完了，包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抄近道紧赶慢赶，老远就听地里闹哄哄的，完啦！大都是伪军，有几个“白帽子”，吵儿巴火的，拿刺刀砍，用镰刀可地里划拉，看得心直淌血呀。我就剩两颗子弹了。那要是子弹足足的，能打死老多了。那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地，早晚非给你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关于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自己收获了多少，被敌人毁了多少，没有总的数字。而据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和见到的当年的文件资料，应该是多数都被敌人毁了。
“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
从下种之日起，山雀、花鼠子就跟你作对，庄稼成熟了，野猪、狗熊也来参战。防动物，防两脚兽的敌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终于从兽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