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里，周保中则用了两个字：“绊住”——“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
按照关东军的三年“肃正”计划，三江“特别大讨伐”应在1938年进行。七七事变前后，北满、吉东抗联各军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即前面说过的“联军猬集下江”。关东军抓住这个机会，“特别大讨伐”遂提前于事变当月开始，准备将对手聚歼于三江地区。
与3个月前结束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次关东军又赤膊上阵，由第4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臭名昭著、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刚在东边道“讨伐”有功的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大头”于琛澂，被急急调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而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东京审判中按抽签顺序第二个走上绞刑台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37年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年是东北抗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又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被抗联称为“中日大战”的全面抗战。正是游击战得心应手的季节，鬼子全然不顾老天爷、土地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开始了“大讨伐”。为了配合7月的阴谋，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安定“满洲国”这个后方。而其一直紧锣密鼓实施着的“集团部落”建设，这时也大体完备。
在此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曾与吉东省委会商，认为“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封锁线”。决定联军主力必须脱离三江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分头西征。具体方向北满部队是黑嫩平原海伦一带，吉东部队是五常、舒兰地区。
2路军西征部队，是1938年4月开始集中的，主力为4军和5军1师、2师，还有8军吴团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另有2军5师。部队散在各地，集结不是易事。更有8军吴团不听招呼，始终未动。
原计划步兵、骑兵分东西两路，因集结时锣齐鼓不齐，不得以改为步骑混合，让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军3师西征。原定南下宁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团部落”，难以筹措给养，又不断被敌追堵，遂决定集中兵力西进五常。
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着这支队伍的去向了。有人认为前面就是拉林河，过河就是五常县境，咱们应该乘敌人还未觉察的机会迅速西进，与10军会师。有人认为咱们一路都是打着吃，现在人没吃的，枪也没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楼山镇什么都有了。10军是个小军，咱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马，吃穿弹药都是个问题。
两难中，还是选择了打。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打下来了。
700多人突然出现在楼山镇，敌人以为是3军主力打回来了，哈东六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西征部队陷入重围。
突围没说的，问题是突围后怎么办。柴世荣认为敌人肯定会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进已经无望，应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东归。宋一夫、李延平认为五常已近在咫尺，应继续西进，与10军会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出现了抗联史上罕见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军主力和5军2师继续西进，关书范率5军1师南去中东路，准备与2军5师会合后再行西进，柴世荣率5军教导团和救世军东返刁翎。
攻守进退，一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号令和行动，结果却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乱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个一言九鼎的能服众的权威人物。
楼山镇一仗后，在敌重压下的这种变故，显然不只是军事见解的不同所致，难说这种变故怎样打击、动摇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难说齐心协力西进，就一定会成功。应该肯定的是，这种打击对西进是相当致命的。待到这个对意见分歧有最后决定权，却压不住阵脚的人临阵脱逃，就是最后的一击了，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