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以及本书写到的、没写到的是联军的、不是联军的类似的抗日武装。
不知道姚振山的义勇军最多时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还剩多少人，只知道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高俊凤是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的妻子，1900年生于宁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王德林、孔宪荣过界后，她收拾残部在东宁县坚持抗战。曾与其他义勇军两打三岔口，又率部与日军激战大乌蛇沟，奇袭大肚川。大肚川一役，击毙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余人，焚毁3个哨所。东宁人说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手执双抢，骑匹白马，来去如风，人称“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虎狼丛中的刘曙华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去哈达河巡视回来，拐过一个山脚，迎面过来一支伪军巡逻队。逃走来不及了，他假装蹲下解手，把哈达河刚发展的一批反日会员登记表藏在草丛里。敌人在他身上什么没搜到，一阵风把登记表刮了出来。
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