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