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