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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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