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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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