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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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