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
这个奏折让忽必烈眼前一亮，他看到了阿合马对财政的敏锐洞察力和独到见解。于是，他欣然同意了阿合马的建议，并下令实施。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也进一步巩固了阿合马在元朝政坛的地位。
随着阿合马在位的时间日益长久，他的贪婪骄横愈发肆无忌惮。他精心挑选奸党郝祯、耿仁，将其迅速提拔至与自己同在中书省任职的高位。这二人与阿合马狼狈为奸，共同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专门用以蒙蔽皇帝视听。他们不仅拒不免除积欠的赋税，致使百姓们纷纷逃亡迁移，而且每年从京兆等路搜刮的赋税高达五万四千锭，却仍不满足，认为这远未达到他们的预期。
更令人发指的是，阿合马等人对百姓的财产虎视眈眈。一旦发现有近郊的良田，便毫不犹豫地抢夺据为己有。他们暗地里接受贿赂，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执法严明的模样，以此欺骗皇帝和朝野上下。朝中百官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面对阿合马的权势，只能相互间用眼神表示不满，却无人敢于公开议论。
在这场权力与贪婪的较量中，阿合马等人的罪行逐渐暴露，但他们的阴谋却愈发深沉。皇帝被蒙蔽在鼓里，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朝中百官则在这场政治漩涡中瑟瑟发抖，生怕成为下一个被阿合马等人打击的目标。整个元朝都笼罩在一片悬疑与恐惧之中，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为君主效命的奸臣、酷吏们，无一不是以压榨百姓为乐，他们在为朝廷搜刮民脂民膏的同时，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而阿合马，这位元朝时期的权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元史》这本史书中，虽然关于阿合马的劣迹并未详尽记载，但仅从那些零散的文字中，便可见其贪婪横行的本性。书中描述他“益肆贪横”，意味着他的贪婪越发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而“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则揭示了他暗地里收受贿赂，表面上却以严刑峻法威慑百姓的丑恶行径。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阿合马的家被搜查时，竟从中搜出了两张人皮。这两张人皮无疑是他残暴罪行的铁证，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究竟对无辜百姓做出了怎样残忍的事情。
阿合马，这位足智多谋、言辞犀利的权臣，常以他的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傲，赢得众人的称赞，人们皆称他能力非凡。世祖一心想要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尝试让阿合马接手此事，他果然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
某日，世祖亲眼目睹阿合马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人激烈争辩，阿合马言辞犀利，屡次使他人屈服。世祖对此深感惊奇，对阿合马的才能大加赞赏，遂授予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言听计从。然而，世祖并未察觉，阿合马的专权任性正日益加剧。
尚书省初设之时，世祖曾颁布圣旨：“凡考核选举官员，吏部应先拟定其资历，呈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咨送中书省上奏。”然而，阿合马却擅自提拔自己的人，既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得知此事后，愤然上奏世祖。世祖遂命人去询问阿合马。
阿合马狡辩道：“事情不论大小，皆应委任给臣下处理。所任用的人员，臣下自当精心挑选。”安童无奈，只得妥协道：“从今往后，唯有重大刑事案件及调任上路总管之事，才归我管辖。其余事务，一并交由阿合马处理，以便职责分明。”世祖竟也一一应允。
阿合马并非是那种只会巧言令色的普通朝臣，他的才智和口才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总是以功利和成效为傲，赢得了众人的赞誉和称颂。忽必烈也因此对他刮目相看，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将政权交给了他，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一旦手握大权，阿合马便迅速行动起来，他向忽必烈表示：“无论事情大小，都请交给臣下处理，所用的人选，臣下将自行挑选。”忽必烈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一来，阿合马又将人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至元九年（1272年），元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而阿合马则再次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的实际主管，类似于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
随着阿合马权力的不断膨胀，他背后的阴谋和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中书省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但阿合马却以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