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十八年，江南的烟雨之地，苏州城上空笼罩着一团不祥的阴霾。这一年，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哭庙奇案”，幕后黑手竟是一位名叫任维初的官员。
任维初，这位来自山西石楼县的贡生，摇身一变，成了吴县的县令。别看他平日里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可实际上，他却是个心狠手辣、贪婪无度的酷吏。上任之初，他便像只饿狼一样盯着百姓的钱袋子，催收钱粮时手段狠辣，动辄严刑拷打，连一名无辜的乡民都未能幸免，被他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任维初还胆大包天，竟然监守自盗，把常平仓的粮食换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在苏州城里激起了千层浪。那些平日里饱读诗书的秀才们，可坐不住了。他们决定联手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哭庙”活动，给这位县令大人一点颜色看看。
说到“哭庙”，这可是苏州城里的一大特色。这地方经济发达，文风昌盛，秀才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有着不俗的社会地位。一旦官府做了什么不法不义的事，他们就会聚集在文庙里，手持《卷堂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哭诉，以此号召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伸张正义，惩治恶官。
这不，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就成了秀才们哭诉的绝佳素材。他们纷纷表示，要借助“哭庙”这一古老的传统，让任维初这个贪官污吏无所遁形，还苏州一个朗朗乾坤！
在明朝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苏州的秀才们可不仅仅是吟诗作对的书生，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一群不容小觑的士绅力量。所以，当地官府对秀才们的“哭庙”活动总是格外重视，生怕一不小心就惹毛了这些文化大佬。
话说二月四日那天，苏州的两位才子薛尔张和丁子伟，竟然从文庙管理人员那里借来了钥匙，打开了文庙的大门，站在孔子画像前就开始了一出“哭戏”。这动静可不小，很快就吸引了100多名读书人前来围观，他们鸣钟击鼓，声势浩大，简直比过年还热闹。没多久，队伍就壮大到了1000多人。这群人浩浩荡荡地冲向江苏巡抚衙门，要求见巡抚大人朱国治，还跪着呈上了一份揭帖。
这份揭帖可不是普通的告状信，而是出自大文豪金圣叹之手，题目就叫《哭庙文》。在这篇文章里，金圣叹火力全开，把任维初骂得狗血淋头。他说任维初“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坏千百年来的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还说他“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金圣叹还感叹说：“读书之人，食国家之俸禄，本该以四维八德为榜样，没想到竟出了任维初这样的衣冠禽兽，真是生员之耻，宗师无光。”在金圣叹的笔下，任维初简直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可是江苏巡抚朱国治听了这些读书人的哭诉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同情心理，反而火冒三丈。毕竟任维初是他的得力干将，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这些秀才们痛骂任维初，岂不是在打他的脸？就算不是故意针对他，也犯了“打狗不看主人”的大忌。于是朱国治当即下令，派兵将1000多名读书人驱散，还拘捕了5名带头的秀才。更离谱的是，他居然把没有在场的金圣叹列为首犯，连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抓了起来。
金圣叹之所以被牵连进来，除了写了那篇《哭庙文》外，还因为他平时就喜欢抨击官府、看不起官员，在官府眼里就是个“刺头”。朱国治这次当然要趁机把他也给收拾了。
就这样，一场原本只是秀才们发泄情绪的“哭庙”活动，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苏州哭庙案”。
在明朝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朱国治这个人物犹如一颗黑暗中的陨石，悄然坠落，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全权接手了轰动一时的“哭庙案”，给那些参与哭庙的秀才们定下的第一个罪名，竟是“震惊先帝之灵”！
这话说来也是有趣，就在哭庙案发生的前几天，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整个苏州城陷入了哀痛之中。朱国治在巡抚衙门设下灵堂，痛哭流涕，好似真的痛失了一位亲人。然而，当他听说秀才们竟然在文庙里为任维初那等贪官哭诉时，他心中的怒火便如火山般爆发。
“这些秀才，真是胆大包天！”朱国治咬牙切齿，他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在国丧期间，如此“大不敬”地挑衅朝廷的威严？“大不敬”这个罪名，在古代可是能要人命的重罪，他自然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些秀才一网打尽。
于是，朱国治开始大肆诬告哭庙的秀才们，说他们“抗打朝廷命官”“匿名揭帖”“聚众倡乱”“抗纳钱粮”。他甚至还亲自上书康熙皇帝，请求皇帝大人“大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