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普曼，那个被人们称为“黑安妮”的可怜女人。她是“开膛手杰克”五个被害者中的第二个。
安妮的人生充满了不幸。1869年，她嫁给了一个叫约翰·奇普曼的马车夫，两人育有三个孩子，但其中一个死于脑脊膜炎，另一个则成了残疾。家庭的重担、孩子的病痛，加上夫妻俩的酗酒恶习，让这个家庭逐渐崩溃。后来，两人离了婚，安妮失去了丈夫的赡养费，只能靠做女儿红和卖花为生。
但生活的压力让安妮无法承受，虽然身材臃肿、年岁已高，她最终还是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没有家的安妮四处流浪，有钱时住在寄宿公寓里，没钱时就在大街上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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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9月7日，星期五，安妮告诉她的朋友Amelia，她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得了肺结核。她说她必须出去挣钱，否则晚上就没有地方住了。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9月8日凌晨两点多，安妮被房东从寄宿屋里赶了出来。因为没有钱，她只能流落街头。当天早上6点多，一个名叫约翰·戴维斯的车夫发现了安妮的尸体。她躺在离自己寄宿公寓几百米外的汉伯莱街29号的后院里，这栋房子正对着热闹的斯派特市场。
就这样，“开膛手杰克”再次用他的残忍手段，给伦敦的夜空增添了一抹血腥的色彩。
在那个案发的深夜，这栋古老的房子里挤满了17位房客。其中5位房客的窗户，恰好正对着那处即将成为犯罪现场的院子。有些人甚至喜欢开窗睡觉，让夜风轻轻吹拂。斯派特市场每天早上五点就熙熙攘攘，附近的一些勤劳居民甚至凌晨三点五十就起来忙碌了。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环境中，却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凶案。
令人费解的是，与上一个案子惊人的相似，这次凶案竟然也没有任何人听到任何异常的响动，更没有人目击到可疑的人影。那凶案现场旁的水龙头，静静地伫立，上面连一丝洗手或清洗凶器的痕迹都没有。直到大批警察突然涌入，附近的居民们才如梦初醒，原来这里发生了凶案。
可怜的安妮，她的裙子被无情地掀到了骨盆处，露出那曾经充满活力的身体。一位名叫乔治·拜斯特·菲利普斯的外科医生，他经验丰富，为安妮进行了初步的尸检。他详细记录了所见的一切：“我发现安妮仰面躺在冰冷的院子里，左手轻轻搭在左胸上，双腿弯曲，双脚着地，膝盖向外弯曲。她的脸已经肿胀，朝向右侧，舌头也肿胀得突出前牙，但并未伸出嘴唇。她的小肠和其他器官被放置在右肩上，尽管与腹腔并未完全脱离。一部分内脏还散落在左肩，地上血流成河。”
“她的身体已经冰冷，但在小肠下方和身体内部，我仍能感受到一丝余温。四肢尚未僵硬，但已有僵硬的迹象。她的脖子被深深地割开，伤口几乎绕颈一圈，但边缘并不整齐。她的腹腔被完全打开，小肠部分被拉出体外，放在肩头。在盆腔内，子宫和附件以及三分之二的膀胱都不翼而飞。这些器官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切割的痕迹却异常精准，避开了直肠，对阴道的切口也极低，避免了伤害子宫颈。显然，这是出自一个具备解剖学知识的人之手。”
警察在安妮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块布、一把梳子和一个小牙刷，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她的脚边。而在她的头旁，还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两片药。信封的背面印有萨西克斯兵团的字样，左上角有一个大写字母M，下方还有手写的SP两个字母。邮戳显示这封信来自1888年8月23日的伦敦。此外，在院子附近的垃圾堆里，警方还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皮围裙。
在随后的听证会上，菲利普斯医生详细描述了他假想的案发经过。他推测凶手紧紧扼住安妮的下颌，用尽全力试图割下她的头颅。安妮就这样在无声中丧命。至于周围的居民为何没有听到任何响动，菲利普斯医生猜测凶手可能先将安妮勒昏，再实施了犯罪。整个过程中，被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的迹象，这证明了凶手的作案手法极为干净利落。他确信，现场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而被害人腹部的剖开，是在她死后进行的。
对于凶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精细的手术，菲利普斯医生表示了极大的惊讶。这位拥有23年警察外科经验的医生坦言，自己若要进行同样的操作，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场神秘的凶案，无疑给伦敦的夜空增添了一抹诡异的色彩。
在伦敦的冬天，警察们就像被冻僵的侦探机器，行动变得迟缓起来。他们已经轮番审讯了所有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