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问题让会议室的空气更加凝重，但正是这些疑问激发了民警们的斗志。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试图从各个角度揭开这起谜一般的案件。
经过激烈的讨论，专案组一致认为凶手很可能是被害者的熟人。这个结论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意识到案件的棘手程度。陈显局长当机立断，决定以案发地为中心，以花园镇北桥村为重点，对方圆五公里内的可疑男性进行逐一排查。
侦破小组迅速行动起来，将参战民警分为六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明确了责任区。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他们共走访了一千五百余人次，排查出了二十六名可疑对象。然而，经过进一步的侦查，这些嫌疑都被一一排除了。
此时已是案发后的第三天，群众的舆论如潮水般涌来，民警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每晚的碰头会都变成了紧急动员会，每个人都在为案件的侦破而努力着。整个案发地周围就像被搅浑了水的鱼塘，但那条“大鱼”却始终没有浮出水面。
就在大家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12月20日晚，专案组得知花园镇北桥村3组徐少云的妻子武某在家里喝农药自杀身亡。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疑惑。
陈显局长迅速调集警力，对武某的死因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他们找到了那份残缺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自己在家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明白了……”等语句。这些话语让民警们意识到武某的死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徐少云家中，民警们进行了细致的搜查。最终，他们在压水井内找到了死者小容的书包和书籍等学习用品。这些发现让徐少云成为了重点嫌疑人。他的身影终于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在“12·18”杀人案的迷雾中，徐少云的名字渐渐浮出水面，成为了专案组民警眼中的重点嫌疑人。这位36岁的“摩的”司机，平日里在孝昌城区的学校一带穿梭，案发后却如人间蒸发般消失无踪。
民警们知道，徐少云肯定已经逃往外地，于是他们开始从他的亲朋好友那里寻找线索。在12月22日这天，刑警大队的民警们在一个亲戚家里发现了徐少云平时骑的红色摩托车。经过调查，原来徐少云在案发当天下午就到这个亲戚家去了，他把摩托车放在那里，然后谎称自己因为打架伤了人，要去武汉避风头。
民警们顺藤摸瓜，又找到了徐少云在武汉做小生意的亲戚。这位亲戚说，徐少云在案发当晚到他那里借了300元钱，声称要出去打工，但具体去哪里却没有说。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徐少云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
民警们心想，春节即将来临，徐少云纵然逃到天涯海角，也难免要与亲戚联系。于是，专案组民警紧紧盯住了徐少云的几家亲戚。果不其然，在28日上午，刑警大队民警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徐少云的一个亲戚接到了他的电话，称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但经过技术侦查，警方发现徐少云并不在北京，而是已经逃往了广东省惠州市。
刑警大队立即派出中队长杨志鸿、民警李洪钧等人前往广东省缉捕凶手。然而，狡猾的徐少云却像泥鳅一样滑溜，一直没有出现。追捕人员只好向惠州警方通报案情，请求他们协助布控抓捕。
时间来到了2006年春节后，在市公安局技术大队的大力支持下，警方终于再次掌握了徐少云的行踪——他藏匿在惠州市石湾镇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并化名为“杨延召”。
2月12日，刑警中队长杨志鸿与市公安局技术支队的李伟等人一起驱车赶往广东省惠州市。经过几天的蹲守和侦查，终于在2月16日中午，在惠州警方的配合下，他们悄悄来到那个建筑工地，将正在休息的徐少云一举擒获。消息传回孝昌，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徐少云被押回孝昌后，专案组立即对他展开了突击审讯。刚开始时，徐少云还装作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拒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他一天一夜不肯说话，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犯罪。但面对审讯民警的耐心开导和抛出的相关证据，当他再次看到小容的书包时，徐少云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头部直冒冷汗，浑身发抖，不得不交待了整个犯罪事实。
在2005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12月16日晚上9点多，徐少云刚从花园镇一个朋友家喝得醉醺醺地出来，跨上他的摩托车准备回家。夜色朦胧，他行驶到某学校门口时，恰逢学生们放晚自习。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视线有些模糊，一不小心，他的摩托车擦到了正骑自行车回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