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制。 按劳分配。 各部监督。 百官齐齐颔首，认可朱由校的策略。 皇帝派工部精通地质的官吏前去勘探，确定结果后在产矿的地方开采，比宦官以粗暴的方式任意指派更稳妥。 这才是真正做事的方式。 渐渐的，内阁，各部官吏神色汗颜，愧不敢当。 原来皇帝胸中有良谋，比他们想的更长远，更完善，亏他们认为皇帝不顾江山社稷，无视百姓生计胡来。 安静片刻，户部尚书苏茂相率先出列表态：“陛下所述乃良策，臣代表户部同僚支持。” 开矿。 金银铜矿乃暴利，宦官向上奉内帑后，自身还能堆金叠玉，可见其中利润之丰厚。 开盐矿，煤矿，涉及民生，更是稳赚不赔。 皇帝为户部开源，他不表态支持，实在有点不识好歹。 见状，工部尚书王徵亦出列说：“陛下，此策稳妥，温和，臣代表工部同僚支持。” 虽说户部负责财政，但工部亦负责部分税收，何况来年兴修水利，修桥铺路，勘探开矿，许多工部官吏将有用武之地，这都是升官的好机会。 特别是开矿，不管金银铜铁矿，还是煤矿，盐矿，都将有工部官吏参与。 苏茂相，王徵表态，凡是受益的各部纷纷表态支持。 内阁几位官吏亲自估量皇帝开矿，矿税的政策，更估量开矿带来的收益，亦统统表态支持。 观之，朱由校笑而不语，整饬官场财政不持久，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保证未来朝廷财政稳定。 何况矿业隶属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海量矿夫，坑夫。 关键劳动密集型产业，容易带动百姓做工，各地兴建矿厂，以高于普通长工的价格招人，有效保证百姓收益，维护社会稳定。 所以，为稳住陕北，争取避免起义发生，他数月前派工部官吏去榆林勘探，建场，朝廷赚钱之余，给穷苦百姓条谋生的活路。 听闻百官支持，朱由校满意的点头，高声说：“说完开矿说矿税，矿税主要出现在征收和运输上。朕的想法是对于同一矿产，朝廷制定想通标准，金银铜等都是贵金属，三十税一太低，更改为对开矿的矿主十税一，销售商贾二十税一。 征收中，仅对矿场征税，矿主征税，不对矿夫，坑夫等底层劳动力征税，更严禁勒索敲诈矿主，巡矿御史负责监督，征收过程中务必标明每笔税款的来源，即在何处征税，向何人征税，具体征收多少，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运送么，户部在收税前去各地矿场，同巡矿御史，巡矿总理统计出具体数额，派官吏巡矿御史送回京城交给税务总局审核，后由都察院派御史同锦衣卫监督地方驻军将利润运送回京，最终由大理寺，税务总局，审计局三方审核，另外，反贪总局官吏不定时抽查，那部分出错，上惩第一负责人，下罚主要负责人。” 非他不信任百官，故意浪费官吏精力。 实乃万历朝矿税制造出一批暴发户，因为锦衣卫和宦官不会动手收税挖坑，所以大多雇佣当地无赖去干。 这群地痞无赖又是挖矿又是勒索，因此他们分走部分利益，矿税集中到州府，当地官吏又分走部分利润，解送回京前负责收税的锦衣卫和宦官亦分走部分辛苦费，回到京城，官吏，宦官清算入库时，又分走部分利润。 最后落到皇帝手中的矿税能有总数一成都是奇迹。 大明官吏文秉，在他的《定陵注略·内库进奉》记载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矿监税使向内库进奉银两数字，包括其他黄金、珍珠等物品。 十年之中，不计金量，共进奉内库五百六十九万两白银，每年平均进奉近五十七万两白银。 《明神宗实录》与《定陵注略》相比较，实际数字上述白银是进奉数字的三倍，统一估算为每年白银一百七十一万两白银。 所以，十年间进奉内库白银达一千七百一十万两白银，更多矿税落入经手的官吏，宦官，锦衣卫、地痞无赖手中。 以宦官孙朝，马堂上缴三成，私自扣留七成来估算，这个数字超过朝廷收入的两三倍，甚至高达五六千万，更甚者，有学者估算被贪污走的钱财高达上亿两白银。 然而，万历朝一年正常岁入白银大概四百万两！ 所以，既然开矿，征收矿税，必须有条完善管理和监督制度，防止海量纹银落入宵小之徒手里。 闻言，百官面面相觑，很快面孔露出欣慰的笑容。 以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锦衣卫，宦官，特别是宦官仗着是皇帝的亲信，依着手中权力狗仗人势，现在皇帝把宦官排除在外，该做事部门做事，该监督部门监督，力争减轻各种贪污。 关键自从内阁改制，内阁官吏品衔升高，各部成为内阁的下属，朝廷以内阁为首快速分流，不自觉形成以户部工部兵部为首的行政体系，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通政司，税务，审计等部门为司法体系。 刘鸿训新官上任三把火，所管理的刑部，通政司，治安总局官吏如狼似虎，遇见行政体系内的官吏眼里放绿光。 刑部，大理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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