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思维的干扰，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去了解自己，纠正自己。
这种治疗方式，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