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提到朱灵朱文博，又提到天子刘协和外戚伏完，咱们便聊聊衣带诏，以及顺便说1嘴青梅煮酒论英雄吧。
易教授的许多言论，请恕云某不敢苟同。
因为显而易见，易教授是曹老板的粉丝，他个人感情太过于倾向曹老板。
云某对此的看法为：曹老板豪迈、雄才大略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其人无私德可言！
曹操猜忌多疑、动不动便杀人不说，其人数次屠城、坑降卒，更是令人发指；
刘皇叔游侠习气，敢为已故的挚友陈登仗义执言，信任赵云到掷手戟杀离间之人，对待麾下重臣极具恩义，但其人也有凶残的1面…此类记载俯拾皆是，不再赘言；
孙十万纵然有其极富才华、纵横捭阖、制衡诸士族的1面…但南北人之争，立嗣掀起血雨腥风，太精于权谋算计，反倒不如曹老板和刘皇叔豪气干云。
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们所做之事，大多都是迫于无奈下，不得已且悲壮的抉择。
脸谱化的人物，只存在于戏剧等文艺作品中。
当然，曹刘孙他们3人，都无愧于英雄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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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咱们要说朱灵和衣带诏？
言归正传。
建安4年（西历199）6月之前，相继发生的大事，有吕布之死，张杨之死，煮酒论英雄，袁术之死。
咱们只谈煮酒论英雄。
煮酒论英雄，是“刘备出走”的直接诱因。
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蜀书先主传》
从同年6月的袁术之死（后文会论述），也可以看出，煮酒事件的发生时间，最晚当在建安4年5月。
如果仔细观察刘备与曹操在建安4年的位置与动向，会发现自3年（198）腊月至4年（199）2月，曹刘联军1直在徐州下邳围剿吕布；徐州战役结束后，他们则返回兖州山阳。
恰逢河内太守张杨被杀，曹操又“亲临河，讨眭固”，在司隶河内战斗到4月。
因此，曹操返回豫州颍川许县的时间，不会早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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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过，在官修史料记载中，只见宴饮，未见青梅。
有趣的是，青梅的成熟期，恰好在每年4、5月份，因此罗先生将“青梅”加入“煮酒论英雄”之事，也并无违和，甚至更显精妙。
刘备是“志大心雄”，不为曹营诸将所容，郭嘉、程昱等谋主，多次劝谏曹操杀之。因此刘备想要顺利离开许县，必须要有合适的借口。
刘备失徐州，来归太祖。（程）昱说太祖杀备，太祖不听。--《魏书程昱传》
刘备出奔的借口，便是截杀袁术。
（袁）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6月，至江亭。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袁术传》
刘备在建安4年（199）6月便已经离开了许县，领军在外游走。
但由于彼时朱灵、路招等诸多曹营将领的监视，刘备尚不敢公开叛乱。
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袁）术。--《蜀书先主传》
曹操在4月才剿灭眭固，返回许县，而刘备在5、6月时已经领兵出走。那么“面见汉帝、受封左将军、与董承串谋、煮酒论英雄、出奔徐州”等1系列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其实就发生在4月至6月的两个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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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仓促的时间记载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刘备对曹操的畏惮。
按《华阳国志》与《吴历》的记载，彼时的刘备为了“避祸”，每日在后园种菜，1说为芜菁，1说为大葱。惶怖之情，跃然纸上。
先主还沛廨，（曹）公使觇（即监视）之，见其方披葱。--《华阳国志》
（刘）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曹公使人窥门。--《吴历》
即使刘备如此低调，还是没能躲过曹操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评价。
刘备受惊过度，即刻出走，至于“汉帝密诏”，那是再也顾不上了。
刘备彼时以“左将军”身份都督诸军，虽然军阶最高，但只是名义的统率。他身边的朱灵、路招，才是实际的掌兵者。
刘备的转机很快到来。
同年8月，袁、曹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