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行军时几乎都是人甲分置！
也就是说，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1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关于这1点，在陈寿先生的《3国志》中记载甚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事是惯例。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1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2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建安十2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2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3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顺嘴提1句，如此险些让曹老板“薨”掉的妙计，正是郭嘉所献。
说
曹老板回许都后向当时的反对者们深深致歉…这点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而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老板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到无以复加，惟有孤注1掷。
云某之灵感，便来源于此。
建安2年（197）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
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1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1击得手。
此事前文也提过，曹老板根本不想纳降，他就是想杀张绣，此处同样不再赘述。
建安十6年（211）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1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4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
（赵）俨自随步骑百5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刀杖都放在车中，很可能是“空手徒步”。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3国志》记载中，经常有靠着“邀击”（半途截杀）以弱胜强的案例。毕竟拳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腿脚再快，也快不过战马。
行军途中的军队，既无甲胄、又无兵器，无异俎上鱼肉。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行军不穿戴甲胄？（胄指的是头盔、兜鍪）
首先，是为了节省体能。
3国的甲胄，大抵沿袭自两汉。从“形制”上说，有玄甲、襦甲、筩袖甲、裲裆甲与盆领甲。
注：关于3国甲胄形制，我之前曾单独撰写文章并配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