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云某这只是小说家言，博诸君1粲耳。
凉州若能轻易凑出十万匹骏马，也不至于被称为贫瘠之地。
两汉时的赵国，封地只有邯郸城及其周边数县，属于冀州刺史部。
按照史官习惯，尤其是太史公习惯，其人习惯用本朝地名来介绍历史人物籍贯。
所以，太史公若说荀子乃赵国人，那么荀子只能是邯郸或其周边近邯郸市区诸县人。
扬州瘦马之事，云某不愿多谈，赵国、襄国女子命运与前者极为相似，此事属于陋习！也是时代和文化之耻辱！
佾之事不多提，8佾是6十4人。
磷肥的传统做法是以硫酸抽提，所以会产生大量磷石膏。
土十条早已明令限制使用化肥。
腐植酸肥…万方和维普中的文献恐怕得有上万篇…
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上1章说到，若可确定曹丕是严重的糖尿病，那么，其人后来的1系列举动，便显得合情合理了。
那么，曹丕的举动，又有何吊诡之处呢？
从《文帝纪》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到，孝子丕在继位之后，性格与行事作风存在1个变化趋势，即日益暴躁。
在黄初7年（226）即曹丕人生的最后1年，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无所顾惮，4行残暴，与登基之初判若两人。
若从“糖尿病”的线索入手，便会发现曹丕的异常行为，或与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有关。
此类病症的并发症多样，除了生理方面的口渴、多尿、代谢紊乱之外，还会影响心理状况。
西医学表明，在胰岛素不足、血糖浓度升高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神经兴奋而引发情绪异常。
这1猜想的佐证，便是曹丕对政敌的处理手段，经历了1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黄初初年的曹丕，对待政敌相对温和克制。
但随着时间发展，他对政敌的处理方式越发残忍；
到了黄初末年，连曾与曹丕有小小龃龉的曹洪，都被下狱论死，险些罹难。
曹丕继位之初（220），表现得相对宽仁，仅处死了曹植的铁杆党羽丁仪兄弟，而曹植集团的其余成员则被放过，杨俊（曹植心腹之1）等人甚至可以担任南阳太守1类的要职。
（杨）俊虽并论文帝（曹丕）、临菑（曹植）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魏书杨俊传》
而到了黄初3年（222），曹丕突然杀心大作，在巡幸南阳时借口“巿不丰乐”将杨俊下狱。
杨俊的同乡司马懿作为“太子4友”，向曹丕“叩头流血”而未获应允，最终杨俊被迫自裁。
到了黄初7年（226），曹丕行事愈发暴虐，于正月将宗室曹洪下狱，理由仅仅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曹丕少年时代曾“假求不称”（借钱不获）。
当时曹洪已经“自分必死”，在郭皇后、卞太后的轮番哭泣哀告之下，才幸免遇害。
按《晋书》，曹洪此番虽然苟全性命，但亦被“废为庶民”，在明帝继位后才得到重新启用。
（黄初）7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晋书天文志》
同年（226），曹丕又以“指鹿作马”为借口将重臣鲍勋下狱。
廷尉3官（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判决鲍勋“罚金2斤”，忤逆了曹丕旨意，又被1并收监。
（文帝）诏曰：“（鲍）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5岁。”3官駮：“依律罚金2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3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魏书鲍勋传》
鲍勋案存在冤情（鲍勋早年曾与郭皇后之弟构衅，曹丕有公报私仇之嫌），因此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廷尉高柔1齐出面替鲍勋求情。
面对汹涌的舆论，曹丕竟不顾帝王之尊，派遣密使赴大理寺将鲍勋“拷竟”（拷掠致死），以至满朝“莫不为（鲍）勋叹恨”。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高）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拷）竟（鲍）勋，勋死，（帝）乃遣柔还寺。--《魏书高柔传》
所幸，由于疾病的折磨，曹丕的狂悖行径未能延续，同年（226）5月便崩于嘉福殿。
按《明帝纪》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