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
比如“少孤”、“家贫”的邓艾，本为“稻田守”、“丛草吏”，微末至极。
他在担任“典农纲纪”时，因为得到了“上计”的机会，拜谒了太尉司马懿，便被延揽为（太尉）掾，遂仕宦洛阳，最终发迹。
（邓艾）少孤……为稻田守、丛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贫……后（邓艾）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魏书邓艾传》
注意：典农，即典农中郎将，位同郡守，见《常道乡公纪》；
纲纪，即功曹，属于郡、县中的高级掾属。
州1级功曹称“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
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中郎将）皆为太守，（典农）都尉皆为令、长。--《魏书常道乡公纪》
从历史发展看，虽然邓艾担任“纲纪”时的境遇已比之前改善不少。
但真正令他飞黄腾达的，还是“上计”赋予的宝贵机会。
侧面亦反映出，出仕即担任计掾的甘宁，宦途比“孤贫”的邓艾要顺畅得多。
东汉时代，“郡国计吏多留拜（洛阳）为郎”，可知这1职务亦可视作中央的储备干部。
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杨）秉上言3署见郎7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众。--《后汉书杨震传》
汉末3国时，出仕为计吏、计掾者，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
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为计掾”、许靖“举计吏，察孝廉”、蒋济“仕郡计吏、州别驾”、姜维“仕郡上计掾”。
注意：郑玄事见《邴原别传》、蒋济事见《魏书》、许靖、姜维事见《蜀书》，文多不引。
郑玄“隐修经业”，属于汉末儒宗；
蒋济与程昱、董昭、郭嘉同传，其人“才兼文武，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
许靖“清谈不倦”，与从弟许邵（月旦评创始人）知名当世；
姜维“凉州上士”，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
注意：夏侯玄近不惑时，是天下第1名士，没有之1。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蜀书许靖传》
（诸葛）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李）永南、（马）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蜀书姜维传》
不难看出，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这与计掾、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
换言之，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这也符《宁传》记载的传主“颇读诸子”、“开爽有计略”。
（甘宁）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吴书甘宁传》
通过“计掾”的身份，不难推测甘宁能够“补蜀郡丞”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
按前引《英雄记》，甘宁出仕益州，当在刘焉统治时期。
刘焉初治绵竹，后徙治成都，刘璋遂因袭之。
甘宁既为巴郡计掾，那其“上计”时应赴成都汇报，成都县又属蜀郡，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
（刘）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时焉被天火烧（绵竹）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蜀书刘焉传》
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
按《续汉书百官志》，内地之郡置长史、郡丞各1；
边地之郡“丞为长史”。
东汉时“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代其）行事”。
可知郡丞之于郡守，便近似于常务副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代行郡守事”。
建武6年3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郡守）事。--《古今注》
以同时代人物为例，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在宗族流徙之前（尚未失势时）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
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190-193）便成为蜀郡郡丞，比诸葛珪的仕宦要高得多。
注意：按《英雄记》，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194），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
父（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为太（泰）山郡丞。--《蜀书诸葛亮传》
东汉时有“3互法”（见《蔡邕传》），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