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1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2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1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3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
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
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
但这与籍贯、制度无关，而涉及到统治者的立场问题。
除依附于军阀之外，流寓士人还可以通过改易籍贯，来获取正常出仕的方式。
这是察举制与9品制导致的另1个结果。
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1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意：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4人的后裔，却无1例外都“著籍丹阳”（今镇江、南京1带，属扬州刺史部），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东晋建康，6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他们实属无奈。
综上所述。
益州的东州人，因背井离乡，而无法依靠乡里推举、乡论评价这1正途出仕，所以他们心中实则极不踏实。
赵旻承诺可为他们解决这1难题，尤其是乡论这1块，他们不对此感恩戴德才怪！
大而论之，豪族问题，是1个相当宽泛且驳杂的领域。
如果单纯以“地方强宗”为线索，那它无疑贯彻2十5朝，甚至今日影响犹在。
但首先，我们要强调1点：
在汉末魏晋语境之中，庶族、寒门和单家都是士族，而汉末是中古时代的肇始，其社会主流阶级，正是士族。
须知，汉末魏晋，都是全民文盲。
士族正因为垄断了知识，才最终成长为“门阀”。
这种事在我们后世人看来，固然是1种退步和禁锢；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分析，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期，这都是历史的1种必然。
而且，正因为汉末新兴武人阶层，与传统士族之间产生了种种摩擦，方才有了浓墨重彩、璀璨绚丽的3国百年历史。
正如陨石在进入大气层后会变成流星1般。
虽然，它的宿命是归于沉寂、消失无踪。
然而，其在摩擦的过程中，是何等绚烂夺目！又是何等悲壮！
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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