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拒绝私下往来。
其目的无非是向刘备示忠。
建安2十年，（孙）权遣（诸葛）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吴书诸葛瑾传》
考虑到建安2十年（215）孙权派遣吕蒙“西取长沙、0、桂3郡”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彼时的诸葛亮已经处于嫌疑之地。
所以，诸葛亮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拒绝同诸葛瑾私下见面）来自证清白。
是时（建安2十年）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吕）蒙西取长沙、0、桂3郡。--《吴书吕蒙传》
鉴于诸葛亮对待荆州归属问题、以及孙刘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刘备严重相左，有理由怀疑：
他在刘备入川之前（211）便已受到猜忌，这也与历史的时间线索相吻合。
综上，这1阶段的诸葛亮，在刘帮主阵营，便显得极为尴尬。
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曾评价刘备“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
此即讽刺刘备对诸葛亮的猜忌心理。
应该说，这1观点存在明确的史料支撑。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诸葛亮入川之后长期处于1个矛盾局面中：
即其虽待遇优渥，职位尊崇，但难以参与核心决策，甚至是被刻意排除在决策圈层之外。
以史料而论，自建安十6年（211）刘备入川至其称帝（221）为止的十年时间，诸葛亮的相关记载寥寥无几。
除了参与制定《蜀科》之外（见《伊籍传》），其人最常被提及的事务便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蜀书诸葛亮传》
镇守后方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但结合“益州险塞”的地缘环境以及成都的地理位置来看，彼时的成都并不处在4战之地，防守的压力相对较小。
刘备将诸葛亮留在后方，难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另外1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镇守成都，便意味着刘备在前线远征。
而刘备远征之际，身边的心腹爱将皆是法正、黄忠等新贵，诸葛亮竟无法涉足其中。
按史料描述推断，诸葛亮对这种尴尬境遇明显存在不满情绪。
比如建安2十4年（219）的汉中之战，在前线物资吃紧的时候，诸葛亮竟在后方与杨洪商议此次战争的必要性。
彼时，杨洪激动地表示“无汉中则无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从杨洪“发兵何疑”的答复中，不难看出诸葛亮对发兵汉中持抵触态度。
即其人对刘备的决策存在抵触态度。
如果说诸葛亮认识不到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诸葛亮对自己长期退居2线的境遇有所不满。
尤其是考虑到此次战役中法正大放异彩，1时间风头无2，这无疑更会令诸葛亮感到不平。
陈寿认为法正与诸葛亮“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可见2人存在竞争关系。
法正得志，愈加反衬出诸葛亮的失意。
不过诸葛亮也并非全无动作，比如他趁着法正远征汉中之际，表举杨洪担任蜀郡太守，顶替了法正的职务。
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蜀书法正传》
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表（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蜀书杨洪传》
实际在刘备入川至称帝的十年时间中（211-221），诸葛亮长期处在“地位尊崇，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尤其难以染指兵权。
而在军事事务之外，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虽是“敬信”，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先主既敬信（诸葛）亮，加察（彭）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蜀书彭羕传》
举例而论，诸葛亮攻讦政敌彭羕的建议，便被刘备顺利采纳（见《彭羕传》）；
但同样作为诸葛亮政敌的法正，由于得到刘备的“爱信”，便毫发无损。
诸葛亮甚至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