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事乎！”--《江表传》
为何两种史料的记载会如此不同？
这其实与吕范彼时的身份隶属有关。
按《范传》，传主“迁都督”之前的职务是“宛陵令”，即宛陵县令。
由县令转为都督，是明显的升迁，但孙策却视之为“复屈小职”，这只能说明1点，即职务的“背书主体”不1致。
简言之，宛陵令来自袁术授予，而吕范欲弃此官，改投孙策麾下，充当孙策门下的都督。
注意：跟随孙策渡江的将领，有许多曾复归于袁术麾下。
例如周瑜在东渡战役结束后曾返回寿春，担任袁术所署居巢长，事见《周瑜传》；
孙策族兄孙香始终未曾抛弃袁术，最终殉难于寿春，见《孙贲传》注引《江表传》；
文多不载。
彼时袁术是左将军、扬州牧，孙策不过是1介杂号校尉（按《孙讨逆传》，汉廷授予孙策的职务为“怀义校尉”），双方在政治声望、职官位阶上判若云泥。
且彼时孙策在名义上仍依附于袁术，佐证便是《后汉书》记录孙策东渡时，照例称其为“袁术（部）将”。
是岁，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后汉书献帝纪》
关于吕范的职务变迁问题，《吴书》中的反常线索非止1处。
比如《范传》记录传主跟随孙策东渡时，便写作“（吕范）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
按此，则吕范先“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这又悖于常理。
因为湖孰是县（隶属丹阳郡），按制度应设令、长；
而“（国）相”与郡守平级，是郡国1级的长官，因此本不应出现“湖孰相”这种怪异头衔。
更何况国相秩阶2千石，县令秩阶6百石，先为国相，后为县令，这对吕范而言岂不是1种巨大的侮辱？
合理的解释，便是吕范的“湖孰相”是孙策自置，拔县为国。
这便如曹操分割兖州泰山设“嬴郡”，以糜竺为太守；
分割徐州下邳设“东城（郡）”，以陈登为太守，皆属乱世从权之计。
上述诸郡、国亦旋设旋废，不见后续记载。
曹公表（糜）竺领嬴郡太守，竺弟（糜）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蜀书糜竺传》
贼望火惊溃，（陈）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至于后文提到的“宛陵令”则无疑来自袁术授予。
换言之，《吴书》在记录吕范早期事迹时，其实混淆（或者刻意模糊）了传主的职官来源，将孙策所署、与袁术所署的官职不加区分地、按时间顺序罗列记述。
了解到以上背景，便可理解《吴书》、《江表传》为何会对吕范出任“都督”的事件存在相异描述。
按彼时环境，袁术4世3公，名震天下；
孙策则是瓜农之后，寂寂无闻（《宋书》、《异苑》皆记载孙坚之父祖“种瓜为业”）；
吕范接受袁术任免，法理上确实强于投效孙策麾下。
因此孙策才会对吕范说“卿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吕范则回应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
（吕）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指孙策）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1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江表传》
此处的“舍本土”1语双关，其1是指远离故土（汝南），其2是指抛弃故主（袁术）。
尤其考虑到吕范与袁术均出身豫州汝南，有“乡里”之亲，那么这1改换门庭的行径无疑会获得孙策更大的感激与宠待。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吴书吕范传》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后汉书袁术传》
至于“欲济世务”则隐含了攀龙附凤的心态，即通过依附彼时的新生军阀，获得更大的政治回报。
理由显见：相比于投效孙策，吕范在老牌军阀袁术麾下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前景，其核心逻辑与周瑜所谓的“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是1致的。
（周）瑜谓（鲁）肃曰：“……今主人（孙权）亲贤贵士……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吴书鲁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