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却是益州豪强、百姓，这当然不符合益州士人的利益。谯周因此与尚书令陈祗（籍贯豫州汝南）“论其利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刘禅也是流寓人士，立场倾向显见），因此他才“退而书之”，撰写《仇国论》抒发政见。
从《3国志》、《晋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自诸葛亮死后（234），蜀汉主动对魏发起的战争便罕有斩获。军事上的失利又影响到经济，以至蜀地“民皆菜色”。而刘禅奢靡无度，“常欲采择以充后宫”，以至“内供服御，费用张广”；姜维集团又“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激起益州士人的不满情绪是可以预见的。
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2，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蜀书董允传》
（孙）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汉晋春秋》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蜀书姜维传》
按王隐《蜀记》，蜀汉灭亡时（263），成都的府库中有“米4十余万斛，金银各2千斤”；另按《张飞传》，刘备入成都时（214）曾“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5百斤，银千斤，钱5千万，锦千匹”。
按此，刘备入蜀时，成都内库尚有“金2千斤、银4千斤”；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内库中“金”的储备没有增加，“银”的储备却凭空减少了2千斤，这无疑是耗损于军费之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更不必说蜀汉还存在“男女口9十4万，带甲将士十万2千”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益州百姓的兵役、徭役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2十8万，男女口9十4万，带甲将士十万2千，吏4万人。--《蜀记》
不难想象，出身于益州大族的谯周，对占据蜀汉统治地位的流寓士人集团必定存在反感之心，对连绵不绝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在邓艾兵临城下之际劝说刘禅归降，站在益州土著的立场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下1章咱们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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