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因此谯周自然无法预见到孙皓继位之事。
但谯周对吴、蜀政治形势的见解，另有独到之处。
谯周敏锐地指出，魏强而吴蜀弱，魏若灭蜀，则东吴势必不能独存。
既然东吴迟早也要灭亡，那么刘禅奔吴之后，仍旧不免再度沦为魏之俘虏，可谓1辱而再辱。
既然战无可战，那么归降时便要审慎选择对象。
“事小”不如“事大”，“事弱”不如“事强”，即所谓“为小称臣，孰与为大”，提早向魏朝称臣，总归好过向吴、魏相继称臣。
今（刘禅）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1辱？--《蜀书谯周传》
实际从爵位安排来看，刘禅是公爵（安乐公），孙皓是侯爵（归命侯），刘禅获得的名义地位确实高于孙皓，可知谯周所言不虚。设使彼时（263）刘禅奔吴，不仅要忍受“为小称臣”的耻辱，还会在东吴灭亡之后再度沦为降虏，遑论获得公爵之位。
其实谯周在上述言论背后，仍有潜台词未讲出。即国祚承继的正当性问题。
蜀汉立国，血统上承两汉之源流；曹魏立国，礼法上受刘协之禅让；而东吴立国，则是无所攀附，僭越自立（见王安泰《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刘禅若降魏，礼法层面尚可理喻（魏朝亦自诩承汉之祚），但刘禅若降吴，那便真的会沦为残寇亡虏，彻底失去政治层面的正当性。
谯周的言论刀刀见血，震动朝堂，以至蜀汉君臣集体失声，“众人无以易（谯）周之理”，归降之计遂定。
从后续记载来看，邓艾进入成都之后，对待蜀汉君臣礼遇甚隆，不仅妥善安抚蜀地名士，还主动替刘禅谋取“扶风王”的重爵，以至构罪于司马昭；至于之后蜀汉君臣北迁，实是出于钟会、姜维反于成都之缘故。
（邓）艾言司马文王（司马昭）曰：“……以为可封（刘）禅为扶风王，锡（赐）其资财，供其左右。”……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魏书邓艾传》
从这1点看，陈寿认为“刘氏无虞，1邦蒙赖”出于谯周之策，其实并不为过。刘禅确实未遭杀戮，且在魏、晋2朝获得善终；而成都之外的蜀地百姓亦免于兵祸之苦。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于理而论，后人对前人的战、降之策固然不便置喙，但若结合彼时的历史环境，重新审视蜀汉的政权架构，审视刘禅君臣的险恶处境，审视流寓人士与益州大族的潜在矛盾…
便不得不承认，谯周彼时确实顺应了时代的走势。
然而由于后世王朝形势的变幻，汉、魏正统地位的改易，谯周的人物风评又逐渐走低，这亦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1切历史，果然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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