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
这是三国爱好者的常识。
关于荆州之变，史料详尽，脉络清晰。
《三国志》对糜芳、士仁的“临阵倒戈”；
孙权、吕蒙的“白衣渡江”；
蒋济、司马懿的“策反之计”均有详述。
结合曹仁、满宠、徐晃、刘封、孟达等人的传记，可谓事无巨细，几乎无“插针之处”。
然而梳理相关材料，我们仍然可以从“荆州事变”的始末细节中，抽离出若干新的线索，以为拓展思路之用。
“荆州归属”是孙刘冲突的核心。结合同书材料，可大致推断出：
襄樊之战前，刘备已承诺“归还荆州”，甚至不惜“以荆州三郡割裂出汉中王国”为代价；
但权鉴于旧日恩怨（即第一次孙刘战争），仍然“发兵自取”。
曹操亦参与其中，许“加权爵位”，强化其出兵决心。
咱们依次以曹、刘、孙三家角度，剖析其心态变化始末，借以探讨荆州事变的幕后隐秘。
“封以江南之地”是曹操计策的核心线索。
建安二十四年（219）樊城被围，于禁受缚而庞德败死，曹仁、满宠坐困危城，千钧一发。
又因梁县、郏县和陆浑群盗响应关羽，导致洛阳以南、许县以西竟出现“关羽别军”。
曹操为此动了“迁汉帝至河北”的念头。
以上是大背景。
此时蒋济、司马懿提议联合孙权，偷袭关羽。计策的核心非常有趣，是“许江南之地以封权”。
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蜀书六关羽传》
“江南之地”无疑指代扬州。当然，亦可代指荆州。但彼时荆州在长江以南、尚有三郡（南郡、零陵、武陵）在关羽治下，可知“江南之地”一语双关。
问题在于，汉末“三互法”下、本州人不得出任本州刺史或牧伯。
孙权出身扬州吴郡富春县，因此不可能做扬州牧。其彼时职位是刘备表奏的“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吴书二吴主传》
这与袁术表奏孙坚、孙贲（策从兄）为“豫州刺史”是一脉相承的，即吴郡孙氏不能牧扬州。
（坚）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吏。--《吴书一孙破虏传》
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吴书一孙破虏传》
若许江南之地以封权，如何封赐？须知彼时孙权除了车骑将军和徐州牧的“伪职”外，还承继了汉廷敕封给孙策的“吴侯”（其实是自领）。
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吴书一孙讨逆传》
既然孙权已是县侯，爵位已经到头，便不可能在“提领江东”的身份上更进一步。
注意：列侯顺序为，县侯gt;乡侯gt;亭侯gt;关内侯。
由此，“许江南之地以封权”便显得更加迷惑。
其实建安二十四年（219）蒋济与司马懿的计策，不难推断，即“封孙权为王”。
使其从“侯爵”升格为“王爵”，以此避开三互法限制，名正言顺地“提领江南之地”。
这绝非脑洞大开！
因为翌年（220）曹丕嗣位，在黄初二年（221）即封孙权为吴王。
承拜诏书在《吴书二吴主传》中有清晰载录。
可知加权“吴王”之号，在曹魏内部早有定论，得名始末，无疑来自江东孙氏的“吴侯”故爵。
（黄初二年）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魏书二文帝纪》
注：吴王源自吴侯，就类似吴三桂的“平西王”源自“平西伯”。平西伯实际是崇祯赐予，而清朝沿其旧名，升“伯”为“王”。
由此可知，在三互法限制下，所谓“封权江南之地”，即是赐权“吴王”爵位。
又因曹操为魏王，从地位高低考虑，或许亦有赐权“吴公”的可能。因彼时（219）汉廷已恢复“五等爵位”的先秦旧制。
后昭建议：“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魏书十四董昭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