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鉴于此，后世读者往往会认为“四胜论”、“十胜论”代表着历史大势，甚至因此钦佩荀彧等人的高瞻远瞩，但实际则不然。
“四胜论”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曹操是官渡之战的胜利者，所以曹营方面的言论才能得以保留。
从史料记载看，沮授、田丰、许攸、审配的才华并不在荀彧、郭嘉之下，他们彼时也必然为袁绍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战略见解。只不过由于袁绍的失败，其谋主的言论便无法得到广泛宣传，最终归于散佚。
一言蔽之，即以成败论英雄，以结果推过程。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通过爬梳线索，可以发现无论是荀彧提出的“四胜”还是郭嘉提出的“十胜”，与真实情况均相去甚远，只不过是“成王败寇”逻辑下的历史书写。
《荀彧传》记载了四胜论，《郭嘉传》注引的《傅子》则记载了十胜论。
概而论之，四胜论是从“度、谋、武、德”四方面展开论述，十胜论则是从“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方面展开论述。
比对《荀彧传》与《傅子》，可知郭嘉的立论与荀彧几乎完全一致，连措辞也高度相似。
（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曹）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魏书荀彧传》
（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傅子》
《傅子》的作者是傅玄，他与《魏书》作者王沈、《魏志》作者陈寿处在同一时代，可知“四胜”与“十胜”的基础史源应该相同。
《荀彧传》称此言论的主要作用是激励曹操，达到“强弱易势”之目的；《傅子》也明确表示，郭嘉献策的背景是“曹操欲讨袁绍而力不敌”。
（袁）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荀）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魏书荀彧传》
太祖谓（郭）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傅子》
可见“胜论”的本质是一种精神鸦片，主要起自我安慰的作用。
至于这种安慰剂式的言论，最初的提出者究竟是荀彧还是郭嘉，则难以定论。不过按郭嘉与荀彧同为颍川出身的背景来看，这份言论的原始底稿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共同拟定的。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魏书荀彧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魏书郭嘉传》
按人际关系来看，郭嘉是由荀彧引荐，存在裙带勾连。按职能分工来看，荀彧担任尚书令，留镇后方；郭嘉是随军谋主，常在前线。
先是，（荀）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魏书荀彧传》
（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魏书荀彧传》
（郭嘉）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魏书郭嘉传》
照此论之，“胜论”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的共同意见，只不过在不同场合下由不同的人物负责陈述进谏，因此出现了“四胜”、“十胜”等不同版本。
在“四胜论”中，荀彧从“度、谋、武、德”四方面展开陈述，力图贬低袁绍，抬高曹操，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鉴于历史的后续发展，确实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荀彧有“未卜先知”之能，甚至因此神化历史人物。
然而从史料的相关记载及诸多旁证中，却可以发现荀彧提出的“四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
官渡之战持续一年有余（199-200），战况非常胶着，可知袁、曹实力相似。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是由“许攸叛变”、“乌巢失守”等偶然因素导致，并非“四胜”之效验。
一言蔽之，曹操侥幸胜出，只是因为袁绍内部矛盾加剧、引起内讧所致。
无论是“四胜论”还是“十胜论”，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
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多所粉饰，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用以虚张声势。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但这种讳败为胜、颠倒黑白的言论，也确属无奈之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